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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国藩

道光十四年，曾国藩进入岳麓书院，赶上“大比”，八月举行乡试，考中第三十六名举人。

道光十八年，曾国藩参加京城会试，经道光皇帝核准，确定全国各省共取中一百八十二名贡士；参加殿试，取三甲第四十二名，赐同进士出身。

曾国藩《答刘蓉》 推崇朱子理学，批驳王阳明致良知说。

​朱子曰:“人心之灵，莫不有知。”此言好恶之良知也。曰:“天下之物，莫不有理。惟于理有未穷，故其知有不尽。”此言吾心之知有限，万物之分无穷，不究乎至殊之分，无以洞乎至一之理也。

今王氏之说，曰致良知而已，则是任心之明，而遂曲当乎万物之分，果可信乎？

冠履不同位，凤凰鸱鸮不同栖，物所自具之分殊也。瞽瞍杀人，皋陶执之，舜负之；鲧堙洪水，舜殛之，禹郊之，物与我相际之分殊也。仁义之异施，即物而区之也。

今乃以即物穷理为支离，则是吾心虚悬一成之知于此，与凡物了不相涉，而谓皆当乎物之分，又可信乎？

朱子曰:“知为善以去恶，则当实用其力，务决去而求必得之。”此言仁义之分，既明则当，则当实用其力，务决去而求必得之。”此言仁义之分，既明则当，毕吾好恶以既其事也。

今王氏之说，曰“即知即行”，“格致即诚意功夫”，则是任心之明，别无所谓实行。心苟明矣，不必屑屑于外之迹，而迹虽不仁不义，亦无损于心之明，是何其简捷而易从也。循是说而不辨，几何不胥天下而浮屠之趋哉？

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之学岂有他与？即物求道而已。物无穷，则分殊者无极，则格焉者无已时，一息而不格，则仁有所不熟，而义有所不精。彼数圣人者，惟息息格物，而又以好色恶臭者竟之，乃其所以圣也。不如是，吾未见其圣也。自大贤以下，知有精粗，行有实不实，而贤否以次区焉。

王阳明(1472-1529)，浙江余姚人，二十八岁中进士，官至南京兵部尚书。三十七岁时，在贵州龙场经悟道，成为心学的集大成者。

《传习录》是王阳明的代表作，要读懂王阳明其人其学,《传习录》是必读书。

《传习录》与《论语》一样。采用了大量“问答”形式，问者问，老师答。

王阳明心学思想的三大核心命题：“心即理”、“知行合一”和“致良知”。围绕“成圣”主题而加以展开的，“心即理”是他成圣之路的基本立场，“知行合一”是他成圣之路的不二功夫，“致良知”是本体与功夫高度一致的实现成圣理想的根本宗旨。

“知行合一”知是知什么？行是行什么？知与行的合一又是什么？

爱因未会先生“知行合一”之训，与宗贤、唯贤往复辩论，未能决，以问于先生。

王阳明:“试举看。”

徐爱:“如今人尽有知得父当孝、兄当弟者，却不能孝、不能弟。便是知与行分明是两件。”

王阳明:“此已被私欲隔断，不是知行的本体了。未有知而不行者。知而不行，只是未知。圣贤教人知行，正是要复那本体，不是着你只恁的便罢。故《大学》指个真知行与人看，说‘如好好色，如恶恶臭’。见好色属知，好好色属行。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，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。闻恶臭属知，恶恶臭属行。只闻那恶臭时已自恶了，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。如鼻塞人虽见恶臭在前，鼻中不曾闻得，便亦不甚恶，亦只是不曾知臭。就如称某人知孝、某人知弟，必是其人已曾行孝、行弟，方可称他知孝、知弟。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、弟的话，便可称为知孝弟。又如知痛，必已自痛了方知痛；知寒，必已自寒了；知饥，必已自饥了。知行如何分得开？此便是知行的本体，不曾有私意隔断的。圣人教人必要是如此，方可谓之知。不然，只是不曾知。此却是何等紧切着实的工夫，如今苦苦定要说知行做两个，是什么意？某要说做一个，是什么意？若不知立言宗旨，只管说一个两个，亦有甚用？”

徐爱:“古人说知行做两个，亦是要人见个分晓，一行做知的功夫，一行做行的功夫，即功夫始有下落。”

王阳明:“此却失了古人宗旨也。某尝说知是行的主意，行是知的功夫；知是行之始，行是知之成。若会得时，只说一个知，已自有行在；只说一个行，已自有知在。古人所以既说一个知，又说一个行者，只为世间有一种人，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，全不解思惟省察，也只是个冥行妄作，所以必说个知，方才行得是。又有一种人，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，全不肯着实躬行，也只是个揣摸影响，所以必说一个行，方才知得真。此是古人不得已补偏救弊的说话，若见得这个意时，即一言而足。今人却就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，以为必先知了，然后能行。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工夫，待知得真了，方去做行的工夫，故遂终身不行，亦遂终身不知。此不是小病痛，其来已非一日矣。某今说个知行合一，正是对病的药，又不是某凿空杜撰，知行本体原是如此。今若知得宗旨时，即说两个亦不妨，亦只是一个；若不会宗旨，便说一个，亦济得甚事？只是闲说话。”

分享嘉宾：曾景运